曾布惋惜的声调中排满了幸灾乐祸。主管新法施行的司农寺，在年前的时候变得比较轻松，只有到了明天二月，将兵法开始施行，而免役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，到那时，才会重新忙碌起来。所以，这一天的午后，才有在汇报工作之余，与王安石聊起天来的闲空。

“不过他现在当是后悔了，没问明内情便乱下判词。苏子瞻的名声，从此以后怕是在风月场中就是有些不好听了。”

王安石沉稳得很，没有曾布那等露骨的幸灾乐祸。只是时不时的点点头，算是对曾布的回应。

没办法，谁让曾布前些时候在跟苏轼廷辩的时候，吃了一个闷亏。要不是天子拉偏架，王安石又拿出宰相的身份压人，说不得就会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。

论口才，能跟苏轼一较高下的，巡遍朝中也没几人。吕惠卿能算一个，他曾经在朝堂上把司马光驳得说不出话来，也曾拿着韩琦的奏章一条条批驳回去，正所谓‘面折马光于讲筵，廷辩韩琦之奏疏’，但吕惠卿已经回乡守制，两年之内都不可能出现在东京城中。

章惇勉强也能算一个，堵得文彦博气急难耐的情况也有过。但他和苏轼两人交情深厚，即便政见不同，可在公事上的分歧，倒也不会闹到面红耳赤的地步。

而曾布的口才就差得远了，他本就不是以舌辨着称，遇上了苏轼，就只有被其肆意欺凌的份。心里一口气，堵了几个月了，一直堵到了现在。

“苏子瞻这判词一下，其实是把雍王推到了风尖浪口。人人都道是他得了雍王的授意。现在都有人说他附会亲王，德行堪忧。”曾布眼中闪烁着喜色。原本对韩冈很有些法的他，现在倒是想请韩冈好好喝上一顿。

王安石终于叹了口气，曾布的心情他也能理解，是给苏轼欺负惨了，但总说这些话，也有失大臣体面。

“‘士大夫捐亲戚，弃坟墓，以从宦于四方者，宣力之余，亦欲取乐，此人之至情也。若凋弊太甚，厨传萧然，则似危邦之陋风，恐非太平之盛观。’（出自苏轼熙宁四年二月的奏章。因为本书中，免役法已经提前实施，所以这份奏章也便提前出台。）还记得这一段吗？”王安石忽然问起曾布。

曾布皱眉想了想，反问道：“是苏子瞻前日反对免役法的奏疏中的一段？！”

王安石点了点头。那段话就是苏轼的本心。

士大夫离乡出来做官，虽是为了天子出力，但也是为了能因此而取乐，否则何必告别亲戚，远离乡土，出来走遍四方？

如今朝廷废掉差役法，改收免役钱来雇佣百姓来做事。原本在衙门中卖力之余，还要在官员家中做牛做马的免费劳力，现在变成了必须花钱来雇的佣夫。驱用衙前在自家门下做点事没问题，但用公家的钱来雇佣仆役，却是会被弹劾的。

所以当免役法推行后，官员家中的人力就显得捉襟见肘起来，苏轼才会在奏章中抱怨说，官员家中‘凋敝太甚，厨传萧然’，就像危亡小国的情形，不是如今太平盛世该有的景象。

王安石把苏轼的为人得很透，如今大部分士大夫想法也都是如此。他们所谓的仁，是得由他们高高在上的赐予百姓，并不是视民如伤的感同身受，以己推人。

“不知苏子瞻他现在，是因让一洁身自好的女子无法脱离教坊司而自责，还是因为毁了自己名声而后悔？”

王安石的话犀利透骨，曾布觉得有些尴尬，其实他也是为苏轼的名声大损而幸灾乐祸，却没有去想周南那里的事。

曾布跟随王安石日久，知道他的性格。王安石虽然很欣赏苏轼的文采，但对其放达而不顾于下的言行却是颇有微词。从学术上说，王安石推崇孟子，对‘民’是很重的，而苏轼以及其父其弟的学术，在王安石等人来，却是近于纵横苏张一流。

干咳了一声，曾布提议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苏子瞻挡回了周南的脱籍申状。韩玉昆肯定是失望不小。他那里是不是要安抚一下。”

“周南就让她脱籍好了，教坊司不缺她一个。不过现在此事闹得太大，不宜有所动作。过几个月风声小一点再说。”王安石笑了笑，“天子其实也知道这一桩公案，当是有成人之美的想法，届时让韩玉昆自己上表请了天子恩典就是。至于安抚，章子厚会做的，子宣你就别管了。”

“是！”曾布点头应承下来。“对了，”他又向王安石问道，“元泽应该快到了吧？”

说起最得意的长子，王安石的脸上就添了点笑意：“应该就在这几日！”